另外，说到流行，我的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一个模具和无数排列整齐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只要团结一致，力量总是无限的，眼神总是“雪亮”的，去菁存芜的效率也是无穷的。我猜想上帝一定很爱这些复制品，既然他创造了这么多，而且还费神把他们排成方阵——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省事嘛，铸工师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尽可能离这些和谐的生物远一点。如果流行的是些物质上的东西倒还好，而倘若涉及精神，比如说，流行的某教或流行的某主义，我就要把这个当作一种毒害去避免，因为模具对于我来说毕竟还稍嫌窄小了一点，实在不够舒适。

易卜生笔下有一个老人，他唯一的天才就是做馅饼，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他去世以前，做一个完美的馅饼。

而我呢？我的馅饼呢？不久前我还在通信中说，生命还很长，我还有机会。是的，我似乎毫无理由有任何的悲观和急躁：就人们的平均寿命来说，我的旅程尚未过半；我尚未发现有疾病的威胁，我的心灵似乎还在生长。然而，特别是近来，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时间并非看上去的那么充裕。在人生中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在年轻的时候，幻想和游荡简直就是天经地义，而责任随后而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心爱之物。我们所爱的亲人，和所爱的事业，经常是互为敌人的。生活毕竟沉重，属于后者、也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我曾蹉跎了多少日子啊！我并不后悔在学生时代里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专业上，但是此外我做了什么呢？爱情，若非我曾锥心泣血，它就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毫不真实，而痛苦本身也并不能单立出来而成为可以告慰自己的价值。我先后在音乐与诗歌中消耗着热情，然而当我回望过去，发现自己仍然浅薄和无力得让人绝望。我未曾离开它们，将来也不会离弃，它们是我的馅饼中的一部分--我只对自己感到失望。

有生以来头一回，我对自己说：时间不多了。我自由的日子也许只剩下一年半载了。然后我会悲哀地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书店里闻着咖啡的香味，读上整整一个下午的书呢？什么时候会有灵感前来拜访，而我能够有时间全心全意地开门迎接它，在它引领之下到达我所不能到达的境地呢？再次回归我现有的自由生活，也许将在半百以后，到那时候我的灵魂是否早已失去知觉？而那时我又如何能够不哀悼青春的逝去，遗憾我未能用它所赠予我的激情来好好制作我的馅饼呢。

这个馅饼，它是我的野心。我不知道它做好了会怎么样，但无比在乎它最后会被我做得怎么样，因为这决定了我是否对得起自己。

这是一个阴天的傍晚，当我端坐于B&N的大堂里，宽阔的窗口正对着西方，乌云被撕成一片一片的并镶上金边，橘红得简直艳丽的阳光偶尔透过云层间隙照到我的脸上。然后仿佛一个声音对我说：你的作业做得怎么样了？我慌乱之下，只觉羞愧无地。惶恐和紧迫感突如其来，让我猝不及防，我便如此痛切地真正分享了人们曾无数次歌咏过的生命的短暂与生活的悲哀。而一切轻薄之物，如荣誉感或者说虚荣心，如自我陶醉和欺骗，此刻都烟消云散。

我发觉自己完全是一个顽劣的小P孩，而这个顽劣者的态度从未如今天这般肃然，因为她猛然间瞥见了生命尽头的深渊，于是责任从未这样显得沉甸甸的。再也不要过多沉溺于颓废而蹉跎光阴，不要发呆和放纵痛苦。为了这个馅饼，要做的事情还太多了，要阅读，要思考，要写--在尽到尘世责任的前提下。

时间是多么令人畏惧之物啊。

最近越做越蔫巴，事实上不止是最近。我怀疑在科研方面，我只不过是一个阳痿患者，头脑里还飞舞着彩旗一样的欲望，实质性的机构却早已像戳了洞洞的气球，其瘪下去的速度跟它里面充的气成正比。于是这曾经理直气壮生机蓬勃不可一世的性，也就像被可憎的闹钟惊醒的晨梦，愕然，愤愤然，找不到行进下去的理由。

 

YY可不正是世上最美好的事么。我清楚地看到，我不是天生的科学家，因此我疑惑那跟porn一样对科学的兴奋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植入我的脑子里的。当然，拷贝他人的思想，然后怀着百分百的真诚误认为那是自己的思想，这种过程根本不稀奇。

 

不止是“科学”。还有那些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字眼，我羞于在此提起它们，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它们仍然那样敏感而重要，尽管我已经知道，这不过是人类的本能，崇拜本能、献身本能、寻找意义的本能。而当我们如罗兰所说，真的“抓住真理献身真理并分享真理的健康气息”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复印机。我无意亵渎献身各种真理的先人们，但是，复印机的确是一种可怕的东西，特别是秩序井然的那种。

 

可是复印机又有什么关系？我不由得想起罗素的悲观：既然宇宙就像一颗心脏那样伸张和收缩，既然万物都要重回熔炉，就像天才的雕塑家只能对一块橡皮泥工作，无论他创造了什么样的艺术品，总之是注定要一把按扁，从头再来。多么可惜。还不如做一台快乐的复印机。

 

可是我听见自己说，做复印机如何能够快乐。然后我开始疑惑，这种声音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复印来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避免做不快乐的复印机。有两个选择：第一，不做复印机，这让我颤栗；第二，做快乐的复印机，这让我怅然若失。

 

我完全可以被自己的逻辑混乱逗乐。

我宁愿做一个不和谐音，因为过度的和谐会让我质疑我的存在----当我融入背景当中的时候，我也就消失了。毫无疑问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幸亏如此。我更为之喜悦的是，我无知而满心疑虑。

每当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就如同打开一本巨大的祈祷书。我无比感激，如果有一个造物主的话，我感激他将这个世界造就得如此像一个无头悬案，每一丝线索都让我们欣喜若狂，然而我们永远到达不了终点，而这一点是最让我感激不过的。

如此丝丝入扣而且纤毫毕露，如此叫我们无所适从。所以应当相信，更当怀疑。我不以为信仰等于终极----终点与终极，全然是两回事。信仰抚慰我们的心灵，是一个令人渴望却又恐惧的终点，只有怀疑，才能将我们带向无边的旅程，同样地，这也是一个令人渴望和恐惧的旅程。

于是我站在中间，四面八方的激流敲打着我的身体。

而我无法逃避这样的思想：当我作这些陈述的时候，已经不在怀疑，而是在赞颂、讴歌一个确定的价值观和目标，或者至少为之沾沾自喜。

教会和党一直都是比较让我警惕的事物。我赞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话：“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我相当顽固地认为，对一个确定形象的膜拜，或者对于一个确定信条的信奉，是会限制人们思考的能力的－－当然事实上，人们并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所谓思考，而且，人真的有几分思考的能力？多数的灵魂是不具备自我支撑的能力的，甚至终身都不能够。我们的肉体天生具有骨架，可是精神却似乎天生缺乏骨架。

然而，如果放弃对于思维自由的可能是病态的迷恋之后，在放弃对于某种形式的偏见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给予人类文明以行走的能力。当人类野心勃勃要扔掉拐杖的时候，当人类妄想着王者的宝座的时候，要自己负责、自己买单的时候，能否不仆倒在尘土之中？我们在尘土中寻找并拣起树枝，想要自己站起来。尼采、萨特、波普尔，伟大的树枝的经销商。而帕斯卡尔，那拄着拐杖高高站立的天才，他的质问让我羞愧无地，他让我将“我的思想”全部改名为“我们的思想”，他提醒我，我不过是一个拣起过无数弯曲脆弱的树枝，妄图从尘土中爬起来而或许从未能够的虫豸。

中国人对于神明的敬畏一直没有上升到精神的层面，烧香拜佛，大多出于世俗的祈求。宗教感始终不曾建立起来，神明不过是掌管祸福的、可以或者不可以用香火买通的具有特殊能力的一个高等群体。精神的拐杖既然未曾真正倚赖，要扔掉也容易得多。可是扔掉以后，我们未见得比其他种族更加具有思维的独立性，甚至相反。

作为一个固执地宣称思维自由无限重要的人，我却不能为这种固执提供充分的理由。神的存在或不存在，亦不需要充分的理由。数学牛人哈代曾经把证明上帝不存在作为他的年度第三目标，可爱啊，实在是可爱。我们能够给什么提供确定而充分的理由呢？笛卡儿的怀疑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他扫清了地上的瓦砾，试图建立一个稳固的出发点。然而，我们的脚底，没有坚实的大地，除非我们给自己假设一个大地。

我在网上给自己订了一本圣经，这下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我的罪孽就更加深重了，因为我是知而不信，比不知者更加应该BBQ的。天心同学皈依之后，曾经与我彻夜争论，也是为了尽她的拯救我的义务。最后我说，她的义务已经尽到了，以后我们不必再争，BBQ的事，我自己负责好了。－－哦，人们多么缺乏想象力，地狱的酷刑不过是人间的酷刑加上永恒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比佐西马长老的地狱观差得太远了，世俗太多了。人类不但对地狱缺乏想象力，对天堂也同样缺乏想象力。事实上，天堂与地狱都是这个人世的化身，人的认知力的有限使得对于天堂和地狱的描述不能超越人间的体验。就像我小的时候，以为数学家们的骄人能力，不过是能够飞速计算一个很大数目的加减乘除，跟计算器没什么两样，－－我当时的眼界也不过限于加减乘除。

正如无数无神论阵营中的庸人，实际一无所知，却不加拣选地使用他们体系中一些信条粗暴地攻击宗教一样，宗教阵营中的庸人，亦无限热心地收集各种历史神迹，想把人们拉入他们的花园，在那个天堂里，人们除了赞美神，什么也不做，并引以为幸福。

我愿意躲开这样一个砖石纷飞的战场，像松鼠一样藏身于树洞当中，将双手按在发烫的额头之上。